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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材史研究述评

二十世纪初至今中国药材史研究述评

胡安徽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北碚  400715

 

  要:二十世纪初至今的中国药材史研究可分为3个阶段,其一是二十世纪初的初步研究和新中国建立前的缓慢发展,其二是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曲折发展,其三改革开放至今的迅速发展和全方位研究。综观整个药材史的研究,在多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为将来的进一步研究创建了良好的平台。

关键词:二十世纪初至今;药材史研究; 述评

 

药材出现的历史非常悠久,传说中的神农氏“始尝百草,始有医药”[①]以及“一日而遇七十毒”[②]即是神话了的药材开发史,因此,对药材历史的记述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甲骨文中即有药材“人参”的记载[③],确切反映了药材的开发历史由来已久。我国最早的本草典籍《神农本草经》记载了先秦秦汉时期365种药物的名称、功能和产地[④],此后相当多的本草著作以及类书、农书等都有不少关于药材史的内容,如《新修本草》[⑤]、《证类本草》[⑥]、《本草纲目》[⑦]、《植物名实图考》[⑧]、《古今图书集成》[⑨]、《四时纂要》[⑩]、《农政全书》[]等,然这些著作有关药材史的内容往往先罗列前代药材产地、功能等资料,再介绍当时的药材概貌,并间有零散的考释,由此可见,中国药材史的研究历史极为悠久,反映了古人对药材史研究的高度重视。同时,本草典籍、类书、农书等不同性质的著作均记载了药材史的相关内容,农史、科技史等研究成果中亦有不少涉及药材史研究的内容,这表明药材史的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另外,在我国古代的相当长时间,医和药原本一家,宋代以后,医和药虽然分道扬镳[],各自成为一门独立的行业,但二者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医离不开药,药离不开医,因此,药材史的研究成果往往与医学史的研究成果密不可分,通常以“医药”的名称出现。

纵观上世纪初期至今,对于中国药材史最早和最主要的研究来自于医药学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医药学界、史学界、农学界和科技史界等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总结这些研究成果,以便为今后中国药材史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帮助。

根据学界研究成果所关注的内容和特点,可以将中国药材史的研究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1. 二十世纪初的初步研究和新中国建立前的缓慢发展(1911-1949

这一历史时期的药材史研究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1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通过多种方式对这一时段有关药材史的文章进行检索,仅有少数以“医学史”命名、部分内容叙及了药材史的著述,如《中国医学史》[]、《医学史》[]等。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增订伪药条辨》[]。这部著作由著名医家曹炳章(1877-1956)于1927年在郑肖岩撰写的《伪药条辨》的基础上编写而成。该书介绍了111种药材的道地产地、形态、色泽、气味等自然特征,分析了当时伪药产生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危害和影响,如“得一药则赚一药之利,制一药则损一药之功,以伪乱真,以贱抵贵,巧诈相尚,夭札生灵”[]并提出了应对伪药的诸多对策,如采办药材宜真、贩卖药材宜审、购买药材宜慎、使用药材宜谨等[]。该著作虽有比较丰富的药材史内容,但由于主要是针对如何识别当时市场上常见的伪药而作,并非是对药材史进行的专题研究,因此研究不够全面和系统。

纵览这一阶段的药材史研究,成果甚少,且不全面、不系统。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国内战乱不断,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缺乏研究药材史的社会环境;其二,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中医学的批判和否定。如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云:“(中)医不知科学,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傅斯年也曾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郭沫若则曰:“中医和我无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朗中的。”[]毫无疑问,与中医联系甚密的中药材研究不可避免也会受到影响,故而,研究成果甚少,也就不可能全面和系统。

1.2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1927年代以来,国民政府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一定程度上对作为重要经济作物的药材有所重视,在研究如何开发和利用药材资源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也研究了一些药材的开发史,如《几种国药之科学的研究》[21]、《汉药集览》[22]等。这一时期,由于西医的不断侵入和影响的不断加深,一些学者从振兴国药出发,撰写了涉及药材史内容的专著,突出的代表著作是《药物出产辨》[23]。该书由陈仁山编撰,主要介绍了731种药物的产地优劣,是研究道地药材演变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和机构开始对区域药材经济进行了研究,如《四川省之药材》[24]、《绵阳麦冬调查记》[25]、《四川药材市场概况》[26]等对四川省药材经济进行了专题研究。这些论著虽以发展当时的药材经济为主题,但也部分叙及了历史时期药材品种的开发和利用概况。另有论文对外来药材在中国的传播历史进行了探讨,如《汉唐以来外药输入的史料》[27]、《外药输入史的考察》[28]等。同时,矿物药材也被学者们所关注,如《汉药中之矿物》[29]以列表的形式对白石英、钟乳石、雄黄等29种矿物药材的汉药名、矿物学上的名称、形状、药效和化学成分等内容进行了简要说明。又如《中国水银剂之研究》[30]对水银的开发史进行了探讨。再如《中国丹砂之应用及其推演》[31]详细追述了丹砂炼制长生之药的历史过程。这些成果虽然是从矿业史和科技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但客观上却为药材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也再次体现了药材史的研究具有交叉学科研究的特点。

与世纪之初的研究相比,这一阶段药材史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研究范围有所扩大,二是成果数量增多,三是研究服务于经济需求。这些特点的出现既是因为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关注领域的扩大,还得益于国民政府为发展经济的需要不得不重视对药材的资源开发,从而不可避免涉及历史时期药材的开发和利用。但也必须正视的是,由于国民政府采取歧视中医药的态度和措施[32],一定程度影响了学界对药材史的研究,决定了该研究扩展范围和成果数量的有限。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三、四十年代,伴随着日本对中国的觊觎和侵略,不少日本人对中国的药材高度关注,编撰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调查报告,石户谷勉所著《中国北部之药草》[33]即是代表。该书对中国东北、华北地区及蒙古、朝鲜所产药材及其开发历史和市场销售情况作了详尽的记录。这一著作当时虽是作为日本经略中国之用,但单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其中的不少学术观点和资料都很有参考价值,它不仅介绍了当时中国北方和蒙古、朝鲜药材的产地、生产和交易状况,还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药材的开发史,其中的很多观点都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启发,例如,根据药肆的商品目录推定药材的产地,再根据药物志及生药学的知识弄清楚药材的来源,依照本草和医学文献确定药材的地位。同时,该书在叙述药材开发过程中屡次提到日本其他学者及其著作对中国药材的研究内容,显示了当时日本人对中国药材开发的强烈关注。虽然我们不能见到这些著作的原貌,但从中可以反映出日本人对中国药材史的研究已领先于同时代的中国人。三、四十年代的日本人对中国药材史的研究有很强烈的实用目的,正是这些居心叵测的研究,对中国古代药材进行了客观的认识和评价,也显示了对药材史现实关注的意义。

2.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曲折发展(1949-1978

新中国建立后,百废俱兴,各行各业显示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学界对药材史的研究也呈现出勃勃生机,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2.1  论文数量显著增多

统计本期专论或涉及药材史的文章,共有98篇,平均每年有3.4篇文章问世,而1911年到1949年的38年间共有专论或涉及药材史的论文60篇,平均每年仅有1.6篇文章发表[34]。显然,无论是发表文章的绝对数还是年均数,本期较上一时期均有显著增加,增幅分别约为30%113%

2.2  论著内容相当丰富,方法有所创新

王筠默《从证类本草看宋代药物产地的分布》[35]一文利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和研究成果,通过绘制地图和古今地名之间的对照,较为详细地考证了《证类本草》所载药材的产地。该文避开了单纯用本草学知识研究药材史的方法,开创了药材史研究的新途径,堪称是历史医学地理的开山之作。此类专论还有《“本草经”药物产地表释》[36]、《中药的历史地理关系》[37]等。再如赵燏黄等人编著的《药用黄耆本草学及生药学的研究》[38]交叉运用本草学及生药学的知识详尽地探究了黄耆在历代本草中的名称、道地产区、形性和气味、主治和功用等,认为黄耆最道地的产地在今山西静乐、娄烦一带,其次是蒙古共和国、内蒙古、湖北等地。郭成圩《四川方志中所见有关黄连的部分记载》[39]以方志为切入点,分别对黄连的产区和产量、采集和栽培作了总结,该文虽然将方志资料引入到药材史的专论中,但由于缺乏对史料的分析,基本属于资料集锦。尽管如此,这种有益的尝试仍值得肯定。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对动物药材史的专题研究,像《露蜂房考》[40]专门探究了中国古代对露蜂房的利用历史。此类文章还有《羚羊角刍议》[41]、《动物类中药历代应用简介》[42]等。区域药材史料的总结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新成果,《黑龙江省药材史料汇辑》[43]即是典型代表作。还有学者对历史时期药材的发展、演变进行专题总结,如汪殿华《近百年来的药学》[44]、任应枚《药物的起源及其演变》[45]、谢宗万《中药材品种论述》[46]等,尤其是北京中医学院1957年班编著的《中药简史》[47],这是药材史编写过程中极为少见的集体创作的结晶。可见,这一时期的药材史研究,无论内容还是方法都有不少创新。

2.3  关注少数民族药材史研究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制定了正确的卫生路线和中医政策、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医学蓬勃发展,包括药材史在内的少数民族医药学史的研究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如太宝《蒙医药学发展史概述》[48]叙及了蒙古族人从远古时期对植物、动物和矿物药物的发现,以及《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备急千金要方》、《开宝本草》、《蒙药本草从新》等典籍所记内蒙古特产药材和蒙医常用药材,高度概括了从远古到清代乃至新中国建立后蒙医药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关注少数民族药材史研究的还有潘锦堂《一些藏药品种的考证》[49]等。这些专论虽然数量有限,内容较为单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深入,但却开辟了少数民族药材史研究的新领域,当之无愧是少数民族药材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时期出现了药材史研究的争鸣和讨论现象。王晓涛《唐代〈千金翼方〉中记载的“道地药材”[50]通过说明“道地”二字的来源和“道地药材”的意义,考释了《千金翼方》所载药材的品种和产地。针对王文,刘元发表了《我对唐代“道地药材”产地的几点商榷》[51]一文,对该文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尤其是唐代道地药材产地的古今地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纠正了其中一些地名的错误。这种学术争鸣和讨论无疑有助于推进和加深对药材史的研究,值得提倡和发扬。另外,农学界也出现了一些涉及药材史内容的研究成果,如《我国古老的作物――薏苡》[52]、《虫白蜡利用的起源》[53]和《本草学的起源及其发展》[54]等。农学界对药材史的关注显然有利于拓展药材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丰富药材史研究的内容和成果。还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少数西方学者也开始研究中国的药材史。美国学者爱德华·谢弗所著《唐代的外来文明》所列参考书目中,有Huard.Pierre,and Wang,M.(瓦尔和旺格)于1958年撰成的《Evolution de la matière médicale chinoise》(《中国药材发展史》)[55]。由于多种原因,笔者未能见及该书,对其内容也就不得而知,但从著作的名称看,这无疑是一部研究中国药材史的专著。由此可见,对中国药材史的研究,是中西方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内容。

2.4  研究成果在时段分布上的不均衡

据统计,1950年到1966年之前,专论或涉及药材史研究的成果有80篇,平均每年即有5篇文章发表,1966年至1976年之间则仅有3篇,平均每3年才有1篇文章发表,1976年后至1978年有15篇,平均每年约有7篇文章发表[56]。显然,建国之初到1966年前的研究成果较多,1966年至1976年的成果较少,1976年至1978年的成果持续增加。这反映了该时期药材史的研究在曲折中发展。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中医中药工作,一大批献身中医药事业的学者和专家不懈努力,这为建国初至“文革”前药材史研究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文革”期间,由于国内特殊的形势,“中医研究人员遭到冲击,各级中医药研究单位研究工作基本停顿”[57],而史学研究则“经历了灾难性的浩劫”,“历史科学事业处于低潮阶段”[58],不可能关注药材史的研究,农学界、科技史界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因此这十年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又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新的社会环境,故而,药材史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由此看来,药材史的研究与国内社会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

3. 改革开放至今的迅速发展和全方位研究(1978-2011

1978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此为契机,学界对药材史的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药材史研究的各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前一时期研究的基础上,本期药材史的研究又呈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3.1  药材史研究的基础资料整理成果显著

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扎实的资料是学术研究顺利进行的有力保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学术研究的视野也在不断扩展,对研究资料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对基础资料的整理工作便日显重要。而且,随着边缘学科的不断诞生,越来越多的知识在不同学科之间相互流通,相互借鉴,为药材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来源。在此背景下,与药材史密切相关的资料整理成果应运而生。代表性的著述主要有陈邦贤《二十六史医学史料汇编》[59]、陶御风等编《历代笔记医事别录》[60]马继兴《敦煌医药文献辑校》[61]樊普《建国以来全国各地出土的医药史料》[62]等。另有不少对资料考释的专论,如王永潮和吴焕才《矿物药的沿革与演变》[63]藩瑨《中国本草常见药用植物源流考》[64]马继兴《当前世界各地收藏的中国出土卷子本古医药文献各考》[65]等。这些学者不辞劳苦或从浩瀚的古籍中耙梳点点滴滴的史料,或对各类出土文献、文物进行多方面的考释,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应该说,正是这些学者的辛苦工作为今后药材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药材史研究的每一个进步都与他们所从事的基础性的资料整理和考释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他们功不可没。还需要提及的是,中医研究院医学文献研究室和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分别对1792年至1980年间学术界发表的医学史文章进行了分类整理,编成《医学史论文资料索引(1903-1978)》[66]和《中文医史文献索引(1792-1980)》[67],其中收录了不少研究药材史的文章。同时,薛愚、傅维康、陈新谦等学者分别撰成药学史料通史[68],以及吉文辉主编《中国科技期刊中医药文献索引(1949-1986)第8分册·中药学》[69]、宋之琪的《中国药学史研究60年》[70]王致谱和蔡景峰编写的《中国中医药50年(1949-1999)》[71]等,都为后来学者对药材史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3.2  区域药材史的研究异军突起

伴随着区域经济开发的勃兴,区域药材史的研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如张万福等《恩施地道药材川药产区的历史背景及传统品牌地位评价》[72]通过分析恩施的地理生态环境(包括地理区位、气候特点、土宜性、环境质量)、川产药材的历史背景、道地药材及其品种,提出了“恩施道地药材”的地域概念,明确了恩施自治州具有川药产区的历史渊源,为提高恩施道地药材的道地性和传统品牌地位提供了依据并为建立川药的湖北恩施道地药材产区提供了历史参考。该文虽是研究区域药材史的力作,但不足的是,所用资料仍多为本草著作,忽视了本草著作以外资料的综合运用。曾超《乌江丹砂开发史考》[73]考察了乌江流域丹砂的分布和产地、开采及开采者的有关情况,认为乌江流域在丹砂的开发过程中形成了内涵丰富、意蕴独特、融会诸种文化特质的丹砂文化。又如陈小赤《陕南中草药的历史文化价值研究》[74]从历代本草中发掘了陕南中草药厚重、浓郁的文化价值和品位。由此可知,学界对区域药材史的研究不仅限于历史时期区域药材产地分布、开发,而且向区域药材文化延伸,这说明药材史的研究内容在不断丰富和扩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河北安国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药材博物馆”[75],该馆不仅以大量的图片、文物、雕塑、书画以及文字资料介绍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医药发展的情况,而且还突出展示了安国种植和加工传统中草药的成就,是了解和认识中国药材史的一个窗口。可以说,安国药材博物馆是一部活化了的区域药材史。涉及区域药材史研究的论著还有《云南医药卫生简史》[76]《解读黔中盐丹文化》[77]、《甘肃习用药材名实及历史沿革初考》[78]《石柱黄连史话》[79]、《从唐代贡品药材看四川地道药材》[80]、《南宋浙江药学发展概论》[81]《南宋时期浙江医药的发展》[82]《古代岭南地区土沉香的生产及其社会影响》[83]、《西南民族地区丹砂开发史略》[84]、《历史名药宣黄连的兴衰沿革》[85]、《浙八味及其相关品种的产地变迁》[86]、《唐宋时期渝鄂湘黔界邻地区药材生产及其影响》[87]等。从上述文章研究的区域范围看,大小不等,既有以大区域为单位的研究,如西南地区、岭南地区,也有以省级政区为单位的研究,如云南、四川、浙江、甘肃、安徽等,还有以县为单位的研究,如石柱,另有以自然地理单元为对象的研究,如乌江。这说明区域药材史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对象。     

3.3  少数民族药材史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

与上一阶段对少数民族药材史研究相较,本期少数民族药材史研究所涉及的民族更多,专论或叙及少数民族药材史的成果更加丰富,如《新疆吐鲁番唐墓出土的药方及药丸》[88]、《藏医藏药的形成和发展》[89]、《彝族药学史》[90]、《彝族医药》[91]、《彝族医药学》[92]、《安多藏蒙医药学史研究》[93]、《蒙医药简史》[94]《苗族医药学发展简史述略》(上、下)[95]、《阿坝药材史话》[96]回回香药渊源[97]、《回族药物历史概况》[98]、《壮药药材学》[99]、《傣族历史文化与傣医药的历史渊源》[100]等。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一时期对土家族药材史的研究成果不少,田华咏《土家族医药研究新论》[101],该书是作者20多年来发表的31篇学术论文汇集,内容相当广泛,其中有部分篇章涉及了土家族药材史,如《土家族医药发展史略》、《土家族药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等。罗文华《土家族医药史考》[102]胪列了不同时期本草著作记载的土家族使用的药材的名称、产地、采集时间、用法用量等,说明土家族药材是祖国药材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历史时期土家族药材的成果还有彭延辉等《土家族医药史探讨》[103]朱国豪等《解读土家族医药的学术价值和开发研究战略》[104]等。

3.4  单味药材的考证数量日益增多

据统计,自1911年到改革开放前的近70年时间,医药学界共考证了80余种单味药材(涉及植物、动物和矿物3类药材)[105]。改革开放后学界对单味药材的考证更多,仅戴藩瑨《中国本草常见药用植物源流考》[106]一书就对226种植物药材进行了考证,较之前70年的80余种单味药材增加了约183%。甚至部分蒙药的考证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蒙药铁木尔迪格达的原植物及本草考证》[107]、《蒙药材姜黄本草考证》[108]等。这一时期,专门或涉及对单味药材考证的著作也不断涌现,如《中国道地药材》[109]、《本草学》[110]、《本草古籍常用道地药材考[111]、《本草古籍矿物药应用考[112]《中药材品种沿革及道地性》[113]《本草古籍常用药物品种与质量鉴定考》[114]等,进一步扩大了单味药材的考证范围。作为整体的药材是由多种单味药材共同组成的,因此,单味药材考证数量的不断增多意味着药材史的整体研究在不断向前推进。

3.5  中外药材交流史研究的再度兴起

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中国与国外的交流逐步加深,中外药材交流史的研究在沉寂了若干年后也再度兴起。涉足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是杜石然先生,其专论《历史上的中药在国外》[115]概述了中药传入朝鲜、日本、越南、东南亚、中亚和欧洲的历史,比较具体地阐述了药材传入的时间、方式、药物种类和意义等内容。该文独特之处在于大量运用国外历史文献对药材史进行研究,既拓展了药材史研究的资料来源又丰富了药材史研究的内容,是研究中外药材交流史的一篇力作。蔡捷恩《中草药传欧述略》[116]17世纪以前、l8世纪、19世纪和2 O世纪四部分,概略介绍了中草药(包括实物、标本、种苗、著作和治疗方法等)传入欧洲的情况。冯立军则从欧洲人的视角探讨了中外药材的交流,其《古代欧洲人对中医药的认识》[117]认为,欧洲人在宋代以前与中药材开始接触,元代对中医药学有模糊的认识,明清时期则对中医药研究以及应用,这是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由表及里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医药被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士所认同、并逐渐向欧洲乃至世界展现其独特魅力的过程。这一新颖的视角为今后扩大对药材史的研究启发了思路。研究这一主题的代表性文章还有《清代中国药材输入疏球考》[118]、《阿拉伯国家香药输入中国的简史》[119]、《1719世纪中国与北美洲的医药交流》[120]、《唐宋时期回回民族对海外农业和药材品种的引进与输入》[121]、《唐宋时期阿拉伯农作物和药材品种在中国的传播》[122]、《唐代外来香药研究》[123]、《汉唐时期于阗的对外医药交流》[124]、《罂粟传入中国及其在古代的医药价值析论》[125]等。

特别要说明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相同的资料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在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运用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时代特征,药材史的研究理所当然也受到了时代的影响。利用方志、正史、类书、政书等多种资料和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等方法对药材史研究即成为这一时期一道新的亮丽的风景线,如《道地药材与方志和贡品》[126]通过发掘历代方志和贡品所记载的道地药材,发现有不少药材不为本草医书所收录。据此研究结果,作者认为,从方志和药材贡品记录中开发草药资源,择优使用,保证质量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本草资料阐析》[127]、《唐代道地药材出产区划浅谈》[128]、《汉代药物产地概貌》[129]、《宋代药材产地概貌》[130]、《中药名称中地名的历史地理价值初探》[131]、《方志与药学史研究之刍议[132]等均是其中之力作。因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而诞生的药材史成果是另一个亮点,如《石门雄黄采矿史》[133]从矿业史的角度研究了石门雄黄开采的历史,又如《中国本草常见药用植物源流考》[134]则是从植物学的视野考究本草著作中常见的植物药材的源流,再如《〈本草图经〉中贝类和鱼类研究》[135]用生物学的眼光对药用动物的名称、形态、生活习性等进行了鉴别研究,具有较高的科学和学术价值。农学领域的药材史研究成果也不少,如《兽医中医药畜人参考注》[136]探讨了对家畜有滋补强壮作用的中草药——畜人参(包括猪人参、牛人参、马人参、羊人参、犬人参、猫人参、兔人参和鹿人参等)具体所指代的药物及其根据;又如《中国白蜡虫的养殖及白蜡的西传》[137]讨论了中国养殖蜡虫的历史和养殖蜡虫事业的发展以及白蜡西传欧洲的过程,为进一步研究中国药用昆虫养殖史奠定了基础。不同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还有《论〈本草集注〉中的矿物学知识在中国矿物学史上的地位》[138]《〈万物〉中部分植物名称古今考》[139]《论西汉的炼丹术》[140]、《秀山溪口汞矿的今昔》[141]等。除此之外,一些论著所采用的方法或资料颇有启发价值,如刘德山、廖朝林主编《恩施中医药诗歌集》[142]收集了恩施一带文人墨客通过诗歌(835首)、对联(84副)等形式描述了今恩施地区所产黄连、党参、当归、独活、厚朴等111种植物、动物药材的产地、生长环境、功效、外部特征等。又如石月清《杜甫涉医涉药诗歌研究》[143]叙及了杜甫采药、种药和用药的概况。再如《中草药传说故事》[144]叙述了金钱草、金银花等53种中草药的民间传说故事,对我们了解药材的起源和功效有一定的帮助。上述论著虽非药材史研究的专论,但却启发我们注意从历代文学作品所包含的药材信息对药材史进行研究的新思路,拓展了药材史研究的方法和视角。

还要提及的是,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还零星出现了对药材史研究进行理论探讨的专论,《药物史的研究必须加强》[145]即是代表。该文认为,对药材史的研究,“可以看到某些药物在疗效上的变化”,“可能了解到历代药物种类演变的复杂情况,对中药材正品的确定,对品种混淆历史原因的探讨均可以得到必须的资料,同时对某些古方的继承可提出依据”,“能发现某些药物兴衰的原因,并能指出某些历史上的错误”,“能对某些药用植物的研究更加深入、更趋准确”,“可以对古今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提出看法,加以探讨,以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尽管文章明确的是药材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但却为进一步加强药材史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此类专论虽然不多,但对药材史的研究却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还要特别明确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对“商品经济”的研究成为热门,药材史的研究也打上了这个烙印。前列陈小赤《陕南中草药的历史文化价值研究》[146]即是从研究药材文化入手,目的是为了提升“陕南药业”的知名度和竞争优势,促进药材的开发利用。又如朱德明等《古代杭州主要中药材的生产状况》[147]运用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本草著作说明古代杭州有丰富的药材品种,并对主要药材品种的生产状况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杭州药材种植历史悠久、产量丰富、品质纯良、品类百种,其中不少名贵药材不仅呈贡朝廷、广为皇室和医家采用,而且药商辐辏、远销海内外,其势大有独领全国的风骚。这其实亦然是为杭州开发药材产业提供历史借鉴。这类论著还有《中国近代药学史》[148]、《中国药业史》[149]、《人参商战古今谈》[150]、《中国历代术属药材商品沿革与分化》[151]《明代的药材流通与药品价格》[152]等。另外,由于社会对动物药材的需求日益增长,人们便过度捕杀药用野生动物,导致野生动物尤其是珍稀动物濒临灭绝的边缘。这一现象引起了不少学者的重视,他们从历史时期人类对动物药材的开发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出现了不少有见解的专论,如王铭农《动物药发展史略》[153]通过大量文献资料对我国动物药材发展历史进行回顾,探讨了动物药在我国历代人医、兽医上的应用、发展概况和历史经验,认为我国应用动物药的历史经验十分丰富,根据历史经验作者提出了研究、开发和利用动物药的若干意见,如加强对动物资源的保护、加强对名贵野生药用动物的驯化和引种、开展替代药品的研究等,这些意见对当代保护珍稀野生药用动物资源很有价值。又如王瑞等《明清汉江中上游地区鹿茸麝香地理初探》[154]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探讨了明清时期汉江中上游地区鹿茸和麝香的分布情况,认为该时期鹿茸和麝香的分布具有一定的时空规律,存在着一定的延续性;同时该文探讨了药材商品交易与当地资源开发的关系,认为商品交易和采办朝贡导致了鹿茸和麝香资源被大量开发,从而导致了产量逐渐减少和产地范围大大缩小。该文仅对众多药材中的鹿茸和麝香明清时期的产地分布、变迁原因进行了探究,是药材史研究的个案。如果每种药材个案都能够深入探讨,那么整个药材史的研究也就系统和完整了,因此,药材史个案的研究有助于推动整个药材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涉及动物药材史研究的论著还有《中国近代养蜂史刍议》[155]、《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156]、《〈五藏山经〉记载的动物地理学知识》[157]《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158]《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159]、《中国虎和中国熊的历史变迁》[160]、《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索》[161]等。

 

上述情况表明,改革开放至今,药材史的研究进入了迅速发展的快车道,不管是基础资料整理的累累硕果还是区域药材史研究的异军突起,不管是少数民族药材史研究的丰富内容还是中外药材交流史研究的再度兴起,不管是动物药材史的研究还是单味药材的考证,以及药材史为当今药材产业经济发展服务研究等,这一切都表明药材史研究呈现出全方位发展的趋势。

4. 结语与讨论

综观上个世纪初以来的药材史研究,已经在多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既有通史性质的研究,也有断代的研究和区域研究,还有资料性的基础工作;既有专论,也有专著;既有对单味药材的考证研究,也有对整体药材发展史的研究;既有少数民族药材史的研究,也有中外药材交流史的研究;既有唐宋时期的研究,也有明清时期的研究;既有资料来源的扩大,也有论著数量的增多,还有研究内容的丰富,更有研究方法的创新。所有这些努力,都为将来的进一步研究建立了良好的平台。

从药材史研究各个阶段的成果来看,从二十世纪初到改革开放前,医药学界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最为丰富,史学界等其他学界的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医药学界仍然保持旺盛的研究势头,史学界、农学界和科技史界则奋起直追,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丰富了药材史研究的内容。最为可喜的是,医药学、历史学、农学及科技史等不同研究领域逐渐自觉交叉使用本学科以外的资料、方法和理论对药材史进行研究,这不仅有利于拓展药材史研究的思路,而且为药材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方法、注入了新的活力,新兴的历史药物地理专业的出现就是有力的证明[162],它彰显了药材史研究旺盛的生命力。区域药材史研究的勃兴则进一步印证了历史应为现实服务的研究目的,为区域药材产业的开发或提升提供了历史依据。但也必须认识到,药材史的研究与时代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时甚至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影响对药材史的客观认识。正是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研究,推动了本学术领域的发展,使我们对药材史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从对药材史的最早关注至今,药材史研究也在不断地突破旧观念、摆脱各种束缚,可以说,以往对药材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与时俱进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单纯性的学术研究,它们所取得的成就的意义,可能也不止在于学术领域,对现实社会的价值,正有待于现实家们去发掘,其影响也许永无止境。

学术研究的领域更是没有止境的。从现有的成果看,药材史的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一些观点也有待于重新讨论,对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研究,尤其是以自然地理单元为对象的区域药材史研究,以及既有丰富的药材资源但又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区域药材史研究和民族地区的药材史研究更有待于深入展开。在研究的资料、方法、思路和角度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探索的领域。基于此,医药学界、史学界、农学界和科技史界等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彼此研究的资料、方法与理论,推动药材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共同肩负起振兴和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历史重任。

 

 

作者简介:胡安徽(1971-),男,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医学地理。

联系方式:023—68375493huanhui199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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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陈重明:《药物史的研究必须加强》,《中药材科技》1984年第5期。

[146]陈小赤:《陕南中草药的历史文化价值研究》,山东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147]德明等:《古代杭州主要中药材的生产状况》,《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48]陈新谦、张天禄:《中国近代药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年版。

[149]唐廷猷:《中国药业史》(第2版),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7年版。

[150]袁孝裴:《人参商战古今谈》,《人参研究》2001年第2期。

[151]彭华胜、王德群:《中国历代术属药材商品沿革与分化》,《中华医史杂志》2007年第1期。

[152]台湾·邱仲麟:《明代的药材流通与药品价格》,《中国社会史评论》2008年第9

[153]王铭农:《动物药发展史略》,《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

[154]瑞等:《明清汉江中上游地区鹿茸麝香地理初探》,《农业考古》2011年第1期。

[155]杨淑培、吴正铠:《中国近代养蜂史刍议》,《中国农史》1991年第1期。

[156]业恒:《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

[157]陈国生、易泽丰:《〈五藏山经〉记载的动物地理学知识》,《中国科技史料》1998年第1期。

[158]文榕生:《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

[159]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160]何业恒:《中国虎和中国熊的历史变迁》,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61]蓝勇:《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索》,《历史地理》1995年第12辑。

[162]历史药物地理是历史医学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历史时期重要天然药物资源的地理分布变迁规律、药效特异性与环境生态的关系、药物开发利用的环境效应等(见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刍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第75页)。显然,历史药物地理研究的内容属于药材史研究的内容之一。

| 发布时间:2012.09.05    来源:    查看次数: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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