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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传统药令市

韩国传统药令市的形成、发展过程与经营结构研究

——以大邱药令市为中心

 

李敏镐(韩国韩医学研究院责任研究员)

 

 

《摘要》 :设立于朝鲜孝宗9(1658)的大邱药令市,具有近350年历史,它在韩国药业史上占据重要位置。朝鲜后期,民间医药业也日益繁荣。此外,在大同法的实施后,商业得以繁荣,国内外药材需求也随之大幅增加。得益于此,大邱药令市也蓬勃发展,在1900年前后,迎来了鼎盛时期。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西方医学的引进,大邱药令市开始面临危机。尤其是,解放以后的不稳定情况和韩国战争的爆发,对韩医药和药令市造成不利影响,这是不能否定的事实。不过,韩医药拥有悠久历史和固有文化传统,其优秀性已有证明。而且韩国人对此的信任度非常高。再说,韩国政府一直实施韩医药发展扶持政策。基于此,韩医药在国内仍然大受欢迎。

关键词 :药令市, 大邱药令市, 大同法, 韩药房, 韩医院

 

 

 

1.引言

 

药令市是过去韩国人交易各种药材的市场。耐人寻味的是,在韩国这种专门交易药材的市场,已有300年的历史。对于韩药材的流通,药令市扮演着两种角色:一是医疗卫生功能,供应用于治病的药材;二是引领当地的地区经济发展。

对于药令市的字字源有两种说法:一是命令,就是说,受到官方的命令设立了药材市场;二是当时药材采集按照月令分季节进行,因此,药材市场也按月令开市。从当初药材市场设立进程来看,可以说是受到官方的命令设立的,而从本草学的观点来看,可看做是月令字。[1]

据文献记载,药令市设立于朝鲜孝宗时期。朝鲜孝宗9年(1658)下令在韩国庆尚、全罗、江源等各道的观察使所在地——大邱、全州、原州设立药材市场。韩国的药令市每年一两次——春季和秋季开市,供给官方所需的药材。随着近代化的发展,其他药令市先后消失,只有大邱药令市历经350年的曲折依旧维持着生命力。

在接下来的本文,将以历史悠久并具有代表性的药材专门市场——大邱药令市为中心,查看韩国传统药令市的形成与发展进程。此外,通过药材的供需和大同法的实施过程,了解朝鲜后期设立药令市的时代背景,并记述大邱药令市的变迁过程。最后,本文将分析大邱药令市的结构与经营方式。

 

2. 设立药令市的历史背景

 

在朝鲜初期, 随着医疗制度的完善及各类医药书籍的纂修。随之,医药学也得到蓬勃发展,药材需求也大幅增加。当时药材的生产主要依靠采集,而部分也有依赖于栽培。据《世宗实录》的记录,当时在各地区,除了医生和医徒以外,还有专业采药人,他们担任药材采集工作。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药材采集工作进行得顺利。

 

济生院提调上言…… 臣等窃念外方各官, 皆有医员, 有生徒焉, 有採药人焉, 趁时採药, 固无难焉。 且本国药材, 无乎不在, 与其虚弃于山林, 孰若採取救人之为愈也? 乞令攸司将本院原定贡案施行。[2]

 

采药人在观察使或守令的监督下,采集药材并进贡给中央的三医司。目前,其人数无法查清,但考虑到17世纪后期仅在耽罗(现在的济州)就有20名药汉(采药人),可以预测全国范围内应该有相当多的采药人。[3]

但是仅依靠采药人的采集是无法充当所有稀贵药材的需求,因此,也动员了仆人来栽培药材。《实录》写有相关内容。

 

议政府启: “祖宗设济生院, 属之臧获者, 专为救疗病人也。 近年不顾本意, 药材种养採取, 视为馀事, 其奴子定为官吏根随, 病人救疗, 慢不加意, 遂使我祖宗良法美意, 徒为文具, 甚为未便。 愿自今根随及各处, 毋得定送, 诸般乡药, 竝皆种养, 山野自生药材, 趁节採取, 凡有病人, 随其所求, 无不施之。 其药材种养採取多少、施药勤慢, 令宪司每当季月检点。[4]

 

当时,官方编纂的《世宗实录地理志》、《庆尚道地理志》、《东国舆地胜览》的书籍记载着作为土产贡物的药材以及药材的栽培。由此可见,朝鲜初期,为了实现药材的自给自足,进行了乡药材(当地药材)的采集与栽培活动。在世宗年间(1418-1450),在庆尚、全罗、江源、黄海等四个道共栽培了77种药材,其中在庆尚道所栽培的药材多达32种。[5]

在朝鲜前期,药材通过采药人的采集和栽培方式,在地方官的指挥下进贡给中央的济生院(后来进贡给惠民署典医监和内医院等),充当其需求。但是由于药材是关乎于人命的特殊材,因此它不以贡物而是以进上的方式实施进贡。《世宗实录》记载着相关内容。

 

今考各道所纳贡物, 京畿则比他道杂贡颇多, 平安、咸吉道则近因支待使臣, 事尤烦剧, 其馀各道, 则济生院、典医监、惠民局药材及各司所纳贡物甚多, 加定药材未便。请上项各道所纳药材, 勿以贡物施行, 以进上所馀及各官医院所蓄, 每年依式上纳。[6]

 

但,从中宗(1506-1544)时期至壬辰倭乱爆发的时期里,药田变得贫瘠,乡药房走衰退之路。医疗只能依赖于大陆的唐药。与世宗时期(1418-1450)相比,当时的土产药材无法满足中央的需求。[7]雪上加霜,随着朝鲜中期贡纳制度的弊端日益严重,有些人开始提出新制度的必要性。朝鲜时期的租税制度可分为三类:一是属于地税的田税;二是提供劳动力的赋役;三是进贡土产的贡纳。其中,一开始,贡纳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忠心而向中央进贡各地的特产,而随着时间流逝,其负担日益加重,到了世祖时期(1455-1468)占到农民租税的60%。对于进贡产品,由中央决定一年的需求量,并将其分担给各郡县,然后由郡县政府从各户进行征收。因为征收的标准不是耕地,而是户,因此这一制度有利于大量拥有土地的权门势族,则对小农极为不利。[8]加之,有的地区被指定的贡品不同于当地特产或耕地面积变化,地区之间的租税负担差距也日益扩大。[9]

农民们拿不出当地外的或优质的土特产,因而他们承担一定费用,委托商人或有力人士来负责进行贡物的缴纳,这样的方式称为防纳。但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弊端。因此,到了朝鲜后期,为了解决在全国蔓延的贡纳制度的隐患,开始推行大同法。大同法在中宗时期(1506-1544)开始萌芽,到了壬辰倭乱结束后的光海君(1608-1623)初期,将京畿道定为试点地区加以具体化。该制度在仁祖2年(1625)扩大实施到江源道,到了孝宗3年(1652)和8年(1657)分别适用于忠清道和全罗道。而在肃宗3年(1677),于庆尚道生效。

所谓大同法是指将贡物同一为米谷的纳税制度。中央实施大同法以后出现的贡人,作为御用商人,委托担任贡物的征收,他们一跃成为商业资本家,加快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此外,他们还促进了货币流通和运输量增加,从而致力于经济体制转换为交换经济体。随着经济体制的转换,商人和工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有所上升,促进农民的分化现象,对身份制度的崩溃起到一定的作用。

随着大同法的实施,药材贡纳也取得良好的效果。与大米或其他贡物不同,药材在采集、保管、识别真假和质量方面需要特殊功能,因此,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来处理收集和贡纳的全过程。作为官民之间妥协的一环,最终诞生了令市。[10]

 

3. 大邱药令市的设立与变迁过程

 

目前,人们大致同意,大邱药令市始于孝宗年间(1649-1659),但对其设立背景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大多数日本学者普遍主张称,为了供给朝廷所需的药材,在孝宗9年(1658),观察使下令设立了药令市。一些日本学者则主张称,为了收集向中国或日本出口的药材而设立。但也有反对意见。

第一,至于朝廷所需的药材,当时除了向各地征收的一般贡物以外,药材以朔望进上(农历初一和十五时的进贡)、方物(特产进贡)以及别例等名义,随时都可以满足朝廷的需求。因此,朝廷需求论几乎没有正确的根据。即使征收后剩余的物品改用在市廛(城市内市场)销售,这些用作财政收入的充当,因此与朝廷所需药材的采购毫无关系。

第二,除了人参以外,历来韩国与中国交易药材几乎没有,至于对日交易,虽然双方签署己酉条约以后,韩国对日出口的药材大幅增加,但对中、对日的交易品出口论只不过是过去日本人为了实行朝日同化政策而大幅夸张并润色的。

大邱药令市是政府为了提高采购药材的效率而设立的国策项目之一,在庆尚监司任义伯的主导下,第一次在庆尚监营前庭设立,其面积为1000多坪(相当于3300平方米)。当时任义伯之所以设立药市是因为之前担任药材进贡工作的湖西地区首先实行大同法,因此,药材质量逐步下降。而这种现象也涉及到尚未实行大同法的庆尚道一带。就是在专制体制下,中央从庆尚道征收的药材占到需求量的一半,所以当地的负担加重。到了孝宗8年(1657),进贡的药材中有53斤被退回,庆尚道只能进贡劣质的青大竹。[11]

任义伯以前在承政院工作时,学会采购特殊物品的官市经营方法。因此,由于上述的原因遭到中央政府的追查后,他就引进其经营方法,于孝宗9年(1658)春季,在监营内的客舍周边设立令市,从药材供应商收购优质药材后进贡到中央。此后,随着药令市的规模扩大,以客舍为中心,在现在的大邱钟路以南和以北轮流开市。因此, 春季(农历2月)在钟路以南开的药令市称为南市或春(令)市, 秋季(农历11月)在钟路以北开的药令市称作北市或秋(令)市。[12]

药材生产人和商人在所规定的开市期间,通过大邱邑城四方的城门进城,进行交易。在这里,药材经过客主、旅阁和居间的中介进行交易,而他们又受到官方人的监督和控制。其过程为精选稀贵药材首先卖给官方,然后再销售给医生或普通人,并严格禁止日本商人出入。

大邱药令市的规模在开市以后逐渐扩大,其原因如下:

第一,大邱不仅是庆尚左右道监营的所在地,也是交通的要冲地带。尤其是大邻接于邱洛东江和琴湖江,因此可方便地通过陆运和水运输送药材等各种产品。

第二,高灵星州漆谷善山义城军威永川庆山等临近大邱的群县,以及稍微远的安东英阳奉化醴泉闻庆尚州金泉庆州等地的各府县均为著名药材产地。再说,之前百姓要将贡物以常贡和别贡的名义进贡给当地政府。但,大同法实施以后,这些贡物也要事先在市场上购买。

第三,是社会及经济因素。大同法实施后,不管是对国内的民用或官用,还是对外的交易需求,在原则上,药材仅限在市场上采购。

第四,东医宝鑑的编纂后,不仅是王室和统治阶层,还是普通老百姓,其药材需求都有所增加。而在日本,对朝鲜药材需求也大幅增加。尤其发生两场朝日战争后,两国断绝了国交。而到光海君元年(1609)两国签署己酉条约,以此为契机日本开始向朝鲜要求出口大量的药材。[13]

开市当初,药令市由管辖道的观察使来负责管理,到了1894年甲午改革以后,药令市摆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和管理。这表明之前药令市主要向官方供给药材,而经过甲午改革,变成以民间为主的商业性流通市场。虽然当时内外环境非常恶劣,但大邱药令市都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日益繁荣。

1906年至1907年,大邱邑城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拆毁。此后,药令市的根据地迁移到现在的大邱市中区南城路和东城路3街一带。从当时的报刊可以确认这一点,其内容如下。

 

庆尚北道观察使李忠求向上部汇报称,营内大邱药令市于每年春秋季在客舍门内开市,虽然目前无法知道当初的情况,但开令市时,13个道的商人都蜂拥而至,在我们应尊崇的地方(即客舍)造成混乱。因此,应迁移到别的地方。我认为,最佳地址是南城左右边老百姓的居住地区,即在南门和西门之间城墙被拆的较宽地区。请允许将令市迁移到该处。[14]

 

但是,令市的强制迁移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很多老百姓失去了工作。报纸上也刊登了当时的情况。

 

大邱城客舍前边开药令市已有几百年,药令市是很多老百姓的生活来源。但至今,郡守朴重阳以建立学校为由将令市强制迁移到南门外。由此,很多老百姓失去工作,放声大哭,而四处云散。[15]

 

大邱邑城的南门岭南第一关原位于大邱钟路、南城路和东城路3个街道相交叉的十字路口。城楼被拆之前,它不仅是西方文物流入的窗口,也是来到药令市人们的进出口,其重要性非常高。但如今,只有大邱邑城南门遗墟碑,证明着这里曾有过令市。

药令市的强迫性迁移以及1910韩日合邦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实施的殖民政策,对大邱药令市的衰退造成了重大影响。[16]尤其是作为殖民政策的一环,日本在1912年颁布药品及药品营业取缔令同施行规则,在1913年和1914年,先后颁布医生规则朝鲜市场规则。这些措施的宗旨是阻碍市场的自律发展,由朝鲜总督府来全程管理并监督市场,这阻碍了药令市的健康发展。进而于194110月,按照市场规则,日本下令药令市停止开市。到了1942年,适用医药品及卫生材料生产配给统制规则将令市彻底封闭。

韩国战争结束后,韩医药业开始蓬勃发展。商人们再次聚集。他们于1963年成立了大邱药令市复兴对策委员会,并在1978年宣布重新开药令市。如今,每年举行大邱药令市韩方文化祝祭活动。这是将朝鲜时代药令市开市活动改为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活动,1978年作为第一届文化活动的一环举行开市活动。以此为开始,开始活动在每年5月初作为传统韩医药庆典活动在大邱药廛巷一带举行。现代社会城市居民对身体健康高度关注,大邱药令市韩方文化祝祭活动介绍传统韩医药和药草知识满足他们的要求。同时,介绍附近的文化旅游资源,并举行与韩药有关的各种活动。该活动在2001年指定为文化观光祝祭,向国内外大力宣传韩医文化的精髓,并发展成为具有代表性的韩医药庆典活动。

 

4. 大邱药令市的结构与经营方式

 

350年的时间里,大邱药令市依然维持着传统医药的命脉,并在同一空间形成了多种业权以及独有的生活文化。过去曾有大邱城南边和东边城墙的地区,现在改变为南城路和东城路,这就是现在的大邱药令市所在地。韩医有关的医院和店铺密集排列在东西绵亘约700的该道路两边。大邱药令市的主要业权分为韩药房、韩医院、药业事和剂汤所剂丸所制粉所等。此外,还有人参专卖店、韩方医疗器械专卖店、韩方专门书店、针术院、健康管理所、韩方茶店、韩方饮食店和韩方商品专门店等。[17]

在韩药房,韩药业士按照韩医药书的处方,进行多种药材的混合和销售。如今,有关制度规定,韩方明确分化为韩医和韩药以及批发和零售,而过去,其业务范围和从事人员的角色相当地重叠。在日本抢占时期,与医生相比,韩药业士的地位大幅下降,被称为韩药从商。他们只是单纯交易韩药材的角色。[18]

20世纪80年代韩药批发商制度实行以前,除了成药零售以外,韩药房还负责韩药材的批发业务,大量收集并流通韩药材。这种药房被称为乾材韩药房。乾材韩药房以批发为主销售干燥原型药材。零售韩药房将切断的药材以成药形式销售。大部分的乾材韩药房都具备了具体分工体系,由5名左右的职员分别担任切药材、称重量、配送和行销等业务。

韩药房的内部大致分为办公空间、调剂空间、仓库、汤剂空间和展示空间。在办公空间,韩药业士给客户提供健康咨询,并记录处方单。在调剂空间,从业人员按照韩药业士的处方单,称重并配合药材,进行调剂,并直接连接到设有药柜的空间。药柜空间内保管经常使用的精选药材。由于空间有限,剩余药材装在药桶或麻袋,保管在仓库。在汤剂空间,用韩药业士的处方调剂的韩药煎成汤药。在展示空间设有陈列柜,展示包括鹿茸、鹿角在内的原型药材和稀贵药材、动物剥制标本、人参标本及韩药器具等,提高韩药房的形象。[19]

在朝鲜后期,随着常设药店的出现以及民间医疗的蓬勃发展,大邱药令市开始兼任医疗功能。而到了日本抢占时期,在大邱药令市,少数医生才能开店,因此,几乎不能承担医疗功能。此后,到了1952年,随着国民医疗法的制定,开始实施韩医制度。在20世纪5-60年代,通过检定考试或者毕业于东洋医药大学的15名韩医在大邱药令市开业。韩医诊疗病人,实施针灸或拔罐治疗,调剂成药或制造丸膏药等。

韩医院的内部分为诊疗室、候诊室、韩方疗法室、药剂室、汤剂室和药材仓库等。在诊疗室,韩医向病人提供咨询,并通过望诊、问诊、脉诊等方法来诊察,进行处方。在韩方疗法室,实施针灸和拔罐等各种韩方治疗。在设有药柜的药剂室里,从业人员按照韩医生的处方单,称药材重量,进行调剂。

药业事是一种批发店铺,从药令市韩药批发市场、中介人、收集商和进口商收购韩药材,向韩医院、韩药房和制药公司销售。药业事规模都不同,而大概有15名从业人员。他们的业务是以韩医院为对象扩大销售渠道、配送药材以及制造规格品。药业事的内部分为办公空间、展览并销售韩药材的空间和药材仓库。

在剂汤院,从事人员将各种药材放在煎药机中煎药,并作成汤剂。目前,大部分剂汤院使用铁制煎药机,而部分剂汤院仍使用石制或陶制的传统煎药机。这是因为他们重视治病三宝精神,即诚心调剂诚心煎药以及诚心服用

在剂丸所,药材经过炒、蒸等处理,制成粉末后,制造药丸。在制粉所,粉碎药材,做成粉末。这是制造药丸的前处理过程。因此,除了少数店铺,两个工程不分别进行。

如上述,在大邱药令市,与药材流通、韩药加工以及疾病治疗有关的各种业权予以分化,形成了具有特点的生活文化。

 

5.结论

 

朝鲜后期,由于大同法实行不顺,不能稳定地采购宫廷所需的药材。在此情况下,中央采取果断措施设立药令市。朝鲜前期,地方官可通过采药人的采集和栽培方式向中央供给充分的药材。但中期以后,随着贡纳制的弊端愈演愈烈,药材供应也受到其影响。因此,为了保持药材供给稳定,地方官设立了药令市。

设立于朝鲜孝宗9(1658)的大邱药令市,具有近350年历史,它在韩国药业史上占据重要位置。朝鲜后期,民间医药业也日益繁荣。此外,在大同法的实施后,商业得以繁荣,国内外药材需求也随之大幅增加。得益于此,大邱药令市也蓬勃发展,在1900年前后,迎来了鼎盛时期。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西方医学的引进,大邱药令市开始面临危机。尤其是,解放以后的不稳定情况和韩国战争的爆发,对韩医药和药令市造成不利影响,这是不能否定的事实。不过,韩医药拥有悠久历史和固有文化传统,其优秀性已有证明。而且韩国人对此的信任度非常高。再说,韩国政府一直实施韩医药发展扶持政策。基于此,韩医药在国内仍然大受欢迎。

在现代韩国社会里,韩医药的作用和效果再次受到重视 。随着这种时代的潮流,不仅是在锦山和丰基等地专门设立人参市场,在首尔(东大门区祭基洞一带)、永川、堤川等地为中心也开始出现药材专门市场。在这些药材专门市场,密集分布着韩医院、韩药房、韩药批发商、剂汤院和剂丸院等,负责韩方治疗、药材销售、韩药加工等功能,通过于此,形成、发展并继承传统医疗文化。尤其在拥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大邱药令市,这种传统医疗文化的传承更为深远。



[1]三木荣,『朝鲜医学史及疾病史』,自助出版,1963. p.352.

[2]『世宗实錄』卷56,世宗14(1432)629丙辰

[3]『耽罗志』,「医药条」:药局在友莲堂南,监官二人,一人审药兼,医生十四人,药汉二十人进上药採纳之后,又採营中救急诸药。

[4]『世宗实錄』卷85,世宗21(1439) 429丙午

[5]权丙卓,『正统大邱药令市』,圣岩出版社,1992, p.48.

[6]『世宗实錄』卷56,世宗14(1432)629丙辰

[7]三木荣,《朝鲜医学史及疾病史󰡕》自助出版,1963. p.351.

[8]韩受旼,「潜谷金堉的经济思想与大同法」,韩国外国语大学校硕士学位论文,2007p.26.

[9]韩国史研究会编,『韩国史研究入门』,知识产业社1981pp.337-351.

[10]三木荣,《朝鲜医学史及疾病史》自助出版,1963. p.352.

[11]权丙卓,『正统大邱药令市』,圣岩出版社,1992p.101.

[12]药令市复活推进委员会,『大邱药令市』,庆北印刷所,1984pp.68-69.

[13]权丙卓,『正统大邱药令市』,圣岩出版社,1992pp.120-123.

[14]『大韩每日申报』 1906522

[15]『大韩每日申报』 1907126

[16]权丙卓·尹一弘编著,『大邱药令市论』,岭南大学出版部,1986pp.114-118.

[17]朴敬庸, 「以传统医药的业权与物质传承-大邱药令市为中心」,忠南大学校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学研究』,2007. p.201.

[18]申东源,「以20世纪1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保健医疗政策-韩医药政策为中心」,『韩国文化』302002p.352.

[19]朴敬庸,「以传统医药的业权与物质传承-大邱药令市为中心」,忠南大学校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学研究』,2007. p.203.

| 发布时间:2012.09.05    来源:    查看次数: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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